“公开的好处”，梁启超在百年前纵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就说过。然而，这个看起来等同于常识的判断，在100年后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世界的公认观念。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新教育实验”的媒体“接受史”，我们原本紧张的神经或可变得轻松起来。

“新教育实验”是一场官方人士主导的民间实验，意在修补“人的教育”的缺失，让人不要成为爱因斯坦所谴责的只有知识没有人文精神的“狗”。虽然作为主持人的苏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关于这场实验的理论准备已耗时数年，但它披上教育部的“合法外衣”不过只有一年有余。发轫自2003年的 “新教育实验”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快速精进与完善，离不开媒体的褒贬互动。

“新教育实验”扬帆起锚后，共开过三次研讨会。就“作秀”的频率而言，似乎还不足以吸引数十家媒体的眼球。但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到《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再到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官方媒体的阵容着实让人咋舌。

非但官方媒体，众多以民间舆论自居的媒体也参与了对“新教育实验”的“炒作”。无论是主张“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还是试图打动“小资”的中产阶层报纸《外滩画报》，抑或“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南风窗》，都以罕见的篇幅和页码报道了我们一贯难以理会的“行业新闻”。

根据我的媒体经验，除非中宣部组织的宣传活动，这么多官方媒体集中在一年的时间内报道一件民间性质的教育行动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就我有限的观察，近年来，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异常敏感的“吕日周事件”，还没有见到哪个不关情色无涉政治的“行业新闻”受到这么多官方半官方媒体的自发追捧。

“新教育实验”之所以能够引起媒体的广泛垂注，除了最高决策层重视未成年人问题的时事背景外，还在于朱永新的公开姿态。朱自己在教育在线上有个网页，经常去那里和关注“新教育实验”的人们聊天，一个记者就是在网络上预约了对他的采访。

朱的公开精神之可贵，还表现在他对舆论关注“新教育实验”态度不一的宽容。虽然媒体在方向上对新教育予以肯定，但对“新教育实验”的部分细节和未来提出了怀疑：“新教育实验”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传统的儒家道德，缺乏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公民教育这个至关紧要的环节；既然实验宣称的理想教育与现实的分数教育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它到底能走多远？

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朱永新们”不能回避的。“新教育实验”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必须作出回答。被迫回答的日子里，他们表现出思考快速成熟的趋向，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也在逐渐向前推进。

一方面，“新教育实验”的境界在媒体的探讨中迅速提高。一开始，江苏本地媒体和教育界的行业媒体的解读，大抵停留在简单理念或者活动枝节上。随着行业外媒体和全国性媒体的介入，大家对“新教育实验”的理解提升到“新希望工程”的高度。《南风窗》借教育界人士之口称，该实验有望在另外一重意义上，成为继希望工程之后的“新希望工程”——原先的希望工程是一项增添书桌的工程，侧重于物质。新希望工程是一项有了书桌后塑造一个什么样人的工程，注重于精神。从朱永新们日后频繁使用的“新希望工程”的概念可知，他们和舆论界达成了共识。

另一方面，“新教育实验”的内涵在媒体的激辩中快速丰富。朱永新的支持者、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正在和朱永新等人谋划一套公民教育的教材。不晓得公民教材的出现，与媒体对“新教育实验”忽视了公民精神的批评是否相关。但我们已确切地知道，这套教材已摆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办公桌上，年终有望面世。

毫无疑问，媒体对“新教育实验”的促动绝不局限于此。媒体接龙式的报导，客观上变成了宣传“新教育实验”的“公益广告”。来自朱永新的消息说，欲图加盟“新教育实验”的学校在急剧增多，这个起初还盘桓在苏州的实验，已延展至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人士认同并践行朱永新的新教育。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新教育实验”，也会使不认同的群体越来越大。我认为，这也是好事。事物就是在辩驳和交锋的过程中推陈出新，存利去弊，渐渐成长的。向媒体公开的好处，正在于此。